远程团队的起源确实难以追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一直真切地存在着。国内知名的远程办公人力资源平台有小蜜蜂云工作等等助力企业在新的局势下开拓创新。

罗马帝国横跨三大洲，恺撒大帝也只能将就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信使，久居罗马城。在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维多利亚女王也只能通过轮船和贸易航线来维持广阔的疆土。

即使在历史相对较短的美国，巡回牧师也会互相协调，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国家中传教；而旅行推销员们甚至在汽车出现之前就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为自己和公司谋求最多的收益。

但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远程工作和远程团队，其实是逐渐摆脱传统办公室的一种趋势。如果以此为讨论范畴，那么我们应该把1973年作为正式开始日期。正是在那一年，杰克·尼尔斯（Jack Nilles）出版了《电信技术与交通运输的权衡》（The Telecommunications-Transportation Tradeoff）。

尼尔斯和他的合著者认为，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并不能通过拓宽公路来解决。他们将拥堵视为通信问题，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来迅速解决。他们认为公司可以通过缩小总部规模，并在其所在的城市边缘建立分散的卫星式办公室来帮助缓解交通问题——这与今天泡在咖啡馆的远程办公人员没有太大区别。

当时还没有个人电脑，咖啡的味道也远不如今日，但尼尔斯和他的员工相信，大型计算机技术和当时的电话线足以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尼尔斯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术语：远程办公（telework）。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电脑体积的缩小，支持远程办公的人只会越来越多。1989年，查尔斯·汉迪认为，私人电话的出现标志着大型办公室开始走向终结。他写道：“把电话与笔记本电脑和便携式传真机连接起来，汽车或火车的座位就变成了办公室。”

1993年，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宣称：“通勤上班过时了。”但公司的领导者们肯定没有收到他的这份“传真”，即便收到了，也不会那么快就放弃自己的豪华办公室。无办公室革命并没有野火燎原之势，远程办公者的比例增长缓慢。但在科技公司中增长最快，也许是因为这些员工对更有效地进行远程协作所需要的工具更为了解。

在过去10年中，两件大事引发了人们关于远程团队和“在家工作”是否实际上只是偷懒的争论。

第一件发生在2013年2月。当时新上任的雅虎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向全公司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宣布公司结束远程办公。“我们要成为一个整体，”备忘录上写道，“这要从面对面一起工作开始。”

许多公司纷纷效仿：惠普，IBM，甚至百思买（以前因“只注重结果的工作环境”而闻名）都把它们的远程团队从家里叫回了办公室。

为了替代远程办公，许多类似的科技公司在工作场所的“福利”上支出了大笔资金，这些“福利”其实就是以并不高明的方式，鼓励员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此，远程工作革命的步伐逐渐放缓。到2018年，只有约3%的美国员工表示，自己有超过一半的工作时间是在远程办公。远程办公的发展仍在进行，但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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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的再次兴起

突然之间，意想不到的推力出现了。新冠病毒的威胁几乎让世界屈服，也让远程办公迅猛发展了起来。在那样的危急时刻，将所有人快速地转移到远程团队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权宜之计。但在体验了远程工作的好处后，大多数人都不想太快回到办公室。

IBM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员工希望远程工作成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式；75%的人表示，他们希望至少在某些时间可以继续远程工作。许多公司也做出了相似的回应，部分是出于安全考虑，部分是为了解决他们在被迫试用远程办公期间发现的问题。

许多公司宣布，在努力弥补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后，他们将让员工继续长期进行远程工作。全球大型银行花旗集团告诉员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远离办公室将近一年的时间。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甚至更进一步，宣布其公司的4.8万名员工中可能有一半将永久转为远程办公。脸书的声明其实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在“办公室福利”最鼎盛的时期，该公司花费了超过10亿美元，聘请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办公室。

跨境电商平台公司Shopify的首席执行官托比·卢特克（Tobi Lütke）宣布，这家加拿大最有价值的公司将成为一家“默认数字化”的公司。他们会保留一些办公场地开展某些必要的业务，但转为远程办公是永久性的，“以办公室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了”。

新冠病毒的肆虐和人们做出的应对会被历史铭记。这段历史充满了悲戚，但也是推动远程办公的临门一脚。现在，大多数管理者已经亲眼见证了远程办公带来的益处和挑战，很多人也已经认识到其回报远远大于风险，他们愿意继续远程办公。